现代历史方法论与圣训方法论之比较

现代历史方法论与圣训方法论之比较

Reem Azzam

（1/5）：西方历史方法论 

数百年来，穆斯林学者与非穆斯林学者讨论较多的主题之一就是圣训研究。穆斯林学者与非穆斯林学者们对圣训的收集、圣训的地位、圣训的可靠性等，分别持不同意见。事实究竟怎样，今天我们就以圣训方法论与现代西方历史方法论的考证方法为研究起点，来揭开真相。我们先讨论现代历史方法论对史料的鉴别与考证的原则，然后再讨论圣训学用来鉴别和考证史料的原则，最后对两者做一比较。

现代西方历史方法论

对于历史事件，我们可以通过当代人对它的认识和看法来了解(卢斯20)[1]。日常生活中，人们接受事件目击者的消息，认为它会正确地传播。在法庭上，通过目击者的证词，就可以消除怀疑，确立真相(卢斯22)。历史学家认为，“充分可靠的证词是对历史事件无懈可击的，无可辩驳的认识的源泉”(卢斯20)。历史认识源自当代事件的可靠证词(卢斯18)。因此，历史方法论的目的，就是为了确定保留至今的各种证词，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可靠证据(卢斯18)。

有关某历史事件的（书，卷轴，残缺陶片，相片，录音和口头传述等）直接或间接来源收集到手时，历史学家必须根据各种考证方法来评估它们。这些历史资料或见证者，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与证词。考证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种。外部考证的角色是确定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确保没有虚假证词，没有任何讹传。内部考证的角色是确定证词的真正涵义和见证者的可信度(卢斯23)。而考证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真相，揭穿假象(马威克196)[2]。

外部考证

外部考证研究资料来源，而内部考证研究资料内容。历史学家需要搜集到所有可能相关资料的来源，甚至把现有资料复原(卢斯23)。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确保来源的真实性，进而肯定证词的确是归于所属人，所属时间和所属事件。搜集到所有可能相关资料的来源，对确保资料的完整性非常有必要，它能证明资料至今有无讹传，如有讹传，错在哪。

要确定证词的真实性，外部考证要有很多工作要做。（1）确定资料的来源和发掘地(马威克222)。比如，也门出土埃及陶瓷，此事意义重大，暗示两国曾有贸易往来。（2） 知道资料的日期，确定与研究主题日期的接近程度(马威克222)。（3） 确定与其他重要日期的关系等。所有与资料来源有关的信息都会为日后的内部考证提供方便。

值得说明的是，历史学家要区分资料的出处与真实性，即便“确认作者是确定真实性的第一步” (卢斯47)。有些早期文献，虽然只用笔名，但只要确定时间和地点，即便匿名也有可能是可靠的。但特殊情况下，为了确保真实性，还是要确定作者。

确定真实性之后，就要确定历史资料的完整性了。也就是说，必须确保历史学家手中的资料和证词无讹传。这样证词的论据才算确立(卢斯62)。如果证词发生变化，就必须找出错误，保留真实。尽管会出现有意无意的增删，但要确定资料或证词至少是完整的。必须指出的是，因疏忽造成讹传的情况非常普遍，此点要特别注意，否则会导致许多的误解(卢斯62)。至此，外部考证的工作完成，历史学家可以开始内部考证了。

Footnotes:

[1] 威廉·卢斯《历史：方法论与阐释》芝加哥Loyola UP，1958.

[2] 亚瑟·马威克《历史本质》3版，伦敦，麦克米伦，1989.

（2/5）：内部考证 

内部考证

紧接着外部考证的是内部考证，它的考证范围是资料的内容(卢斯24)。目的在于确定证词的可信度。首先，历史学家必须确定完全理解了证人的证词的意思。只有那样才能正确地确定证人的可信度。确定证人的可信度意味着确定他传述信息的能力和他的诚实可靠。在实际操作中，尽管会有海量可靠证词，但有些证词会在外部考证中就被否决了(卢斯24)。

既然语言会不断变化，确定证词的真正含义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些词汇，此时此意，彼时彼意。历史学家要正确地理解证词，就需要理解作者或见证者的真正用意，就要熟悉资料所处时代的方言。显然历史学家必须精通资料的语言，同时要研究语言学，以便完成这个工作。

要正确理解资料和证词，还需要知道所属人群，了解他们的态度和兴趣(马威克223)。并深入研究他们的教育背景、生活状态、政治倾向及品德特征等(卢斯73)。当然还有他们的年龄和性格(卢斯78)。这些信息对确定见证者的可信度提供方便。此外还要知道特殊资料的来源，原因和所指。正确理解了证词内容和证人的意思，历史学家就可以分析证人的可信度了。

接下来就是确定资料是否一手，提供者是否诚实。此时要客观对待资料，既不怀疑也不上当(卢斯73)。除非证人完全不可信了，否则不能忽视他的证词。在确保证词完全真实的情况下，证人可以犯一些小犯错。就像一个历史学家所说：“证词的可信度来自证人的能力和诚实，两者缺一不可。要观察并找机会考验他的能力，确保他的诚实度，通过对比其他人的证词来减少可能存在的错误。”(卢斯73-4)

对确保资料可信度有帮助的还有资料类型的信息，其中包含它的特点和用途(卢斯77)。每种资料都有它的评估标准。比如，竞选纲领就不适合社论发表(卢斯77)。此外，证人的诚信、品德和能力尤其要被大众接受(卢斯78)。如果没有新的证词出现，这样的证词是不会被拒绝的。

此时历史学家需要格外注意一些事情，他需要注意的并不是假定证人有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他不仅要确定这个机会是存在的，还要确定有能力的证人从机会中获益。另外需要留意的是资料的共同错误。尽管观察力不足等缺点会很严重，但最严重的是错误的记忆和偏见(卢斯75)。证人或作者的这类错误很容易误导历史学家。

尽管历史学家很难接受一个证人的证词，但证人够格的话，他们还是想尽办法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当然了，证人要有能力，要诚实，还要与事件有关，至少会有相关信息(卢斯79)。证人越够格，历史学家就越轻松。历史学家还会比较不同证词，消除错误，并利用手中的可靠资料辨别新证人的可信度。

比较资料的过程中，会有三种情况出现：一致，矛盾和对资料的沉默。资料一致不足以确定它的可信度。它还需要确定资料是否独立，因为会有共谋或同源的嫌疑(卢斯80)。特别是公共事件，它会有更多独立的说明。如果资料矛盾，需要分析分歧的等级和资料的种类。大同小异不足以怀疑资料，这种情况很普遍也很正常(卢斯81)。要注意的并不是在表面矛盾和实际矛盾之间加以混淆，耐心谨慎地用考证标准就能解决表面矛盾的问题(卢斯83)。如果两者互相矛盾，在没有找到其他依据前，两者都不能使用。存在争议的问题，当事人和过激者的证词要特别谨慎处理。第三种可能是对资料的沉默。尽管不能立刻否定，但它的态度是消极的。要否定证词，必须确定默认者了解事件，仅处于报道事件者的位置 (卢斯84)。但这些很难确认实质。

筛选资料并严格考证之后，历史学家就准备动笔了。编排并综合所有资料，再现事件真相，这个包括阐释在内的工作，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个挑战。历史学家阐释可靠资料的方式，会让历史事件以他的风格再现。

（3/5）：圣训方法论 

圣训是先知穆罕默德言行及默认的文字记录。穆斯林通过圣训了解穆圣的生活方式——逊奈，并实践之。它是穆斯林完成基本宗教需要及了解基本宗教知识的源泉和根本，穆圣自然会亲身示范来传播他的逊奈。

穆圣用重复、回答问题、口述和示范等方式教导圣门弟子。圣门弟子学习之后，穆圣会问他们学到的内容。来自麦地那以外的访问团与圣门弟子一起学习经训时，穆圣也会问他们学到的内容(阿扎米9)[1]。此外，穆圣发出的国书、信件等，篇幅有长有短，内容涉及到很多方面，也是传达逊奈的一种媒介。穆圣有那么多言行记录，当然少不了要有大量的日常书写工作要做，据记载，穆圣至少有45位书记员(阿扎米10)。穆圣还命令圣门弟子抄写训诫分发给大家。他还具体示范让大家学，比如“你们像我一样礼拜（布哈里圣训实录604）”，“像我一样朝觐（穆斯林圣训实录310）”，他建议提问者通过仔细观察来学习知识(阿扎米 10)。

建立学校，也是传播逊奈的一种方式。众所周知，穆圣迁徙麦地那后，迅速建立了学校，并把老师分派到麦地那外传授知识。他反复提醒圣门弟子传播知识：“你们要替我传达，哪怕一节经文也罢”(阿扎米10)。辞朝时，穆圣要求在场的人传达给不在场的人（布哈里圣训实录795）。把穆圣的言行及默认传达给不在场的人，已经成为圣门弟子的习惯。在访问团返回各自家乡前，穆圣会特别交待他们传播知识。穆圣高度赞扬传播知识的行为，多次强调学习和传授知识有丰厚的回报，而拒绝传播及阴眛知识者会遭受严厉的惩罚(阿扎米 12)。

对于圣门弟子来说，他们观察并模仿自己喜爱的人的言行的方式，值得我们铭记。圣门弟子对穆圣的热爱，比山高比海深，他们誓死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基于以上种种因素，加之圣门弟子的博闻强记和穆圣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几乎可以断定他们非常熟悉逊奈。但我们发现远不止这些，他们不但努力学习，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来记忆和保存圣训。穆圣归真后，他们继续记忆、实践和保存学到的内容。阿里、伊本·麦斯欧德、艾布·赛义德·胡德里等圣门弟子要求再传弟子记录圣训，不同团体中的再传弟子单独地或共同地记录和背记圣训(阿扎米 15)。就这样，通过不断的延续，圣训知识得以保存并流传。

穆圣归真时，伊斯兰已经传播到了阿拉伯半岛以外。圣门弟子是伊斯兰传播的先驱，圣训随着他们的远行而被带到麦地那以外的广阔世界。知道特殊圣训的圣门弟子离开麦地那后，逊奈知识就不只是在麦地那，而是分散到了穆斯林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样，传播时就可能有讹传现象，为甄别圣训，考证方法因而得以发展，尤其是首次内乱出现之后(阿扎米 49)。此外，随着逊奈的传播，新的考证方法也在不断出现。

尽管保存圣训的所有方法都非常重要，但早期出现的一个方法特别有意义，那就是老师为学生阅读手稿。比如，老师会读学生抄写或记录的自己书的内容(阿扎米 17)。为考察老师的知识，学生和学者会在老师阅读书之前穿插圣训，如果老师没有辨别出来，就会被指责，能力遭质疑(阿扎米 17)。伊历二世纪初，学生给老师读书已成了公共习惯(阿扎米 19)，其他学生会仔细比较或倾听其中的内容。在抄写本中，他们习惯用圆形标记出老师读过的圣训，再次阅读会再次标记。有时学者会标记数次，也许是为了减少听记传述的过程中手稿记录存在的问题，确定正确传述的内容（因此传述人的等级格外重要）(伯顿 110-111)[2]。  此外，从很早时候起，复查副本的必要性就已经很明显，老师会帮助学生剔除副本中的错误。我们有必要知道，在传授和编辑圣训的过程中，不遵循正确的方法会被认为是偷窃圣训，即便原资料是可信的，因此正确地获得圣训很关键。圣训学家在传播圣训时，会依传授圣训的方法使用特殊术语，需要指出的是，“某人给我说”，“我听到某人说”或“相传某人说”等特殊术语，经常被误解为圣训完全是口头传播，虽然现在已经证实不是这么回事。

Footnotes:

[1] 穆罕默德·阿扎米《圣训方法论与文献研究》印第安纳 美国致信出版1977.

[2] 约翰·伯顿《圣训入门》爱丁堡UP, 1994.